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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卡小寨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命运解读:社区参与的视角

来源:中国知网   作者:孙九霞 马 涛   发布时间:2013-02-20

 

【摘要】“民族生态博物馆”是20世纪后期出现于欧洲的一种新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 20世纪末传入我国,并在贵州、云南、广西的少数民族社区建立了一批民族生态博物馆用以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西双版纳巴卡小寨基诺民族生态博物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博物馆在实践中经历过短暂的繁荣后却出现了许多问题,最终陷入困境、走向衰落,而失去其保护传统文化的作用。研究发现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受到忽视、参与积极性受到挫伤、没有实现社区的有效参与是造成博物馆陷入衰败的重要原因。论文指出,民族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的新型保护形式,其内涵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保护形式截然不同,其更加强调将文化遗产与其生产者、所有者纳入共同发展的平台中,通过发展社区旅游来实现文化保护、文化传承的作用,并最终实现社区与旅游的共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民族生态博物馆;基诺族;社区参与;可持续发展

 

生态博物馆概念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由法国博物馆家乔治·亨利·里维埃所倡导,之后由另一位法国博物馆家于格·戴瓦兰创造了“生态博物馆”(Ecological Museum)这个词。在乔治·亨利·里维埃看来,生态博物馆具有三种不同的功能:生态博物馆是一种管理工具,由公共权力机构、专家和当地居民三方参与;是时间与空间的镜子;是实验室、资源保护中心和学校。现在全世界已经分布了数量众多的生态博物馆,而在我国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恰好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的需要耦合,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新型手段,一般称作“民族生态博物馆”(Ethnic Ecological Museum)。博物馆学家苏东海认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就是把某一民族的自然、社会、文化进行整体保护、传承和研究的生态博物馆。”1998年在其倡导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生态博物馆在贵州梭嘎地区诞生,开启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事业的新篇章。经过近10年的理论传播和实践探索,我国已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10余座生态博物馆,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但随着民族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理论传播和实践探索,在其自身发展中取得一些成果的同时,在其实践层面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和发展的困境,面临着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

社区参与对于社区旅游和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谓的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在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中,强调村民的自主参与,通过发展旅游,使村民获利从而确保生态博物馆的持续发展,重视村民从旅游发展和民族生态博物馆保护中获得利益。认为可以通过使用付费和回报社区的原则来达到激励社区参与民族生态博物馆。但以往研究者所提出的看法都是从积极鼓励社区参与的角度出发,很少对社区没有参与的案例进行解剖、分析,从而去研究在社区没有得到充分参与的情况下,民族生态博物馆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因此,本文尝试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提供缺乏社区参与的民族生态博物馆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巴卡小寨基诺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兴与衰

巴卡小寨属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巴卡村委会。该村寨位于213国道55公里处,东临勐仑镇,西接基诺山乡政府所在地。巴卡小寨共有74户人家,262人,村中人口以基诺族为主,在262位村民中,只有汉族1人、傣族1人、哈尼族1人,其余均为基诺族村民,是一处典型的基诺族村寨。巴卡小寨虽然是一个基诺族聚集区,但早已告别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再加上巴卡小寨所处地区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太阳直射时间长、热量丰富、干湿分明、雨量集中于6-8月,适合多种农作物生长,村民主要以种植玉米、旱稻和少量茶叶等为主。但随着近年来橡胶价格的上涨,村民们纷纷将主要种植的作物转移到橡胶上来,因此橡胶成为他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巴卡小寨的经济对橡胶的依赖性较强,村民橡胶收入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割胶的橡胶树数量,一是橡胶的价格。巴卡小寨村民种植的橡胶大多年限不长,所以橡胶树都较小,能采割的不多。另一方面,近年来天然橡胶价格波动较大,村民的收入也受到了较大影响,如2006年橡胶价格从2005年的1元/千克涨到10元/千克。2008年以来,橡胶价格从最高时的24元/千克,又降到7元/千克,并持续走低,村民们的经济收入受到了极大冲击。从调研得到的数据来看,巴卡小寨户平均年收入为17 540元,在景洪市所辖村委会中排名倒数,经济收入状况并不理想。虽然巴卡小寨是一个基诺族为主体民族的村寨,但受到外界的影响日益加剧。现在小寨中除了人们交流使用的基诺话外,很难发现其他与基诺族传统文化有关的器物、风俗或者习惯存在。

不论从生产方式中的劳作习惯、劳动工具、种植作物,到生活方式中的穿着、饮食、房屋结构、休闲活动等方面都不能将他们和汉族或者傣族完全区分开来。对于自身的民族特色,绝大部分小寨的村民都“不知道”、甚至“从未想过”。显然,基诺族作为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其文化的传承都是通过代代相传的“口传文化”,而这种“口传文化”在面对今天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所带来的现代文化的冲击时,显得很弱势并且缺乏抵抗外来文化的能力。在调研期间发现,虽然小寨中大部分村民都本能地认为基诺族的文化应该得到保护,但却不知道具体应该保护什么,怎样保护。一方面,巴卡小寨经济情况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巴卡小寨中的村民也有保护自身基诺族传统文化的愿望和呼声。而此时云南大学博物馆馆长、人类学系教授尹绍亭先生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等NGO组织的帮助下也在寻找这样一个基诺族集聚的社区推进基诺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因此,民族生态博物馆最终落户巴卡小寨既满足了村民发展经济、保护民族文化的要求,也为学者、NGO组织提供了保护研究基诺文化的机会。

(一)博物馆兴建的缘起与初衷

在巴卡小寨建立的博物馆全称为“巴卡小寨基诺族生态博物馆”。该博物馆在云南省乃至全国来说,都是第一座集文物展示和民族文化传承为一体的单一民族的乡村博物馆。尹教授之所以选择将基诺族的博物馆建在基诺族的集聚地,其指导思想就是希望将文化遗产的“个性”和“特性”能够就地保存。能够使基诺族传统文化在其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浓郁的文化色彩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得到保护,从而形成一个文化的生态保护区。早在十几年前,尹教授到基诺山搞民族文化调研时,发现村里关心传统文化的大多是老年人,年轻人则十分淡漠,只是一味地追求和模仿现代的所谓时髦。于是尹绍亭教授便参考和借鉴国内外经验,于1997年提出了建设民族生态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构想。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项目于1998年正式启动,首批选择了5个村寨作为试点。学者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增强村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起村民自觉保护和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的热情。而当地一些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相对较强的老人和干部更是多次提出要建设一个基诺族文化传习馆。1998年尹教授和几个同事以及基诺族干部、村民代表一起,开始策划建立基诺族博物馆。

2001年3月,项目组人员在整个基诺山进行了展品征集。最后征集文物、拍摄照片上千件。布展的时候,寨中的老人主动来参加,告诉大家衣服如何穿戴,饰品如何张挂,祭祀程序如何展现等等。许多村民利用上山劳动的机会,采来食用野菜送给项目组作标本。之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日本友人工藤市兵卫夫妻和日本黛民族舞蹈文化财团以及一些其他单位、企业捐款的帮助下,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基诺族博物馆于2001年6月正式建成开馆。

该博物馆采用了基诺族传统的“大长房”建筑方式,博物馆内部中央有一个基诺族的火塘,每一个展厅都类似于传统“大长房”里的小房间。展厅间用基诺族传统的手编竹篱笆隔开,分为“村寨民居”,“采集狩猎”,“刀耕火种”,“纺织服饰”,“歌舞艺术”,“宗教习俗”等6个部分。

(二)博物馆的短暂繁荣

巴卡小寨基诺族博物馆建成之后,在勐仑植物园和云南大学相关老师的宣传和帮助下,成为我国第一座单一民族乡村博物馆的巴卡小寨,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名气,这不仅为巴卡吸引来了更多的研究基诺族和基诺文化的专家学者,还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到巴卡小寨参观、访问。据村小组长约纳介绍,在博物馆建成后的2003年、2004年游客较多,“基本上一个月有15天都有人来,而且基本上都是老外,国内的也有一些,就像是这种来调查的,要不然就是来画画的”,一些村民也说到“外国学生来的比较多”、“前期外国人多,主要是来看博物馆”、“2003年、2004年人最多,都是来参观博物馆”、“游客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有七八十人”,从村小组长和村民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在博物馆建成后的二三年里巴卡小寨的博物馆吸引了很多游客到此来进行参观旅游活动的。

面对从世界各地到来的游客,村民小组和云南大学的老师为了能够让村民为游客提供服务,在2001年对村中6名年轻人进行了一定的导游知识培训,让他们为游客提供解说服务。还通过村干部对全体村民进行宣传,让家家户户将自家狗拴好,将猪、鸡圈养起来,不能随地乱扔垃圾,这些宣传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时间,巴卡小寨村容整洁、卫生,村民对游客态度友好,热情欢迎游客。这些游客到村里参观完博物馆后一般都不会马上离开,而是选择到附近村民家中家访,更进一步了解基诺民族生活方式、民风民俗,同时也会向村民购买一些具有基诺特色的民族背包、刺绣、服装和手工艺品。如果恰遇中午,一些游客还会在村民家中吃一顿基诺族的家常饭。如果是晚上,游客则可以参与在博物馆前空地上举行的篝火晚会,村中几位会吹笛子的老人尽情演奏,其他村民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游客们既能看到反映基诺族刀耕火种时期文化的博物馆,同时还能直接体验到当代的基诺族文化。

巴卡小寨村民在和游客交流的过程中,在感受游客“凝视”目光的同时,也在“凝视”着游客的衣着、言谈、行为,其思想、行为、态度也相应受到极大影响。巴卡小寨的村民开始重新认同基诺族文化的价值,这种认同感使巴卡小寨村民在面对外来强势文化时,拥有了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使其能够对外来文化采取审视的态度,既能学习外来文化的先进之处,又能保存自我文化的优良传统而健康发展,实现良性的文化变迁。同时,巴卡小寨的基诺人也认识到本民族传统文化正面临冲击,需要保护。很多年轻村民不再盲目追求和模仿现代的所谓时髦,他(她)们开始主动向村中老人学习基诺族的传统歌舞或者手工艺。有的人家发挥传统纺织优势,生产销售基诺族服饰和手工艺品;有一两家还准备争取政府支持搞“农家乐”。他们开始认识到,旅游业不仅能保护民族文化而且还可以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三)博物馆的尴尬存在

虽然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开始高涨,但巴卡小寨的基诺族博物馆在经历过2003年和2004年短暂的辉煌之后,很快便陷入到衰退之中。目前,整个博物馆建筑由于年久失修,显得残败破落。由于博物馆是传统木质结构,大多木头、地板已经腐烂或者长满蛀虫。博物馆下面的空地被村民停放了拖拉机、晾晒了衣物,周围则杂草丛生。博物馆内部的展品基本都发霉、腐烂。仅存的一些照片也发黄、长霉斑,难以识别。房顶一些地方的瓦片都已经被风吹掉,只要一下雨,博物馆内的部分展品就会被雨淋,以致一些展品已经完全损毁,其余一些也早已失去了保存价值。村民也认为博物馆已经“倒闭”“淘汰”“破败”了。从村民和村干部的口中了解到,博物馆现已没人管理,没人保护。

一些村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村干部组织“不得力”造成的,另一些村民则说是因为“村民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大家都不太热心”。一位村民告诉我们,“由于村里人对博物馆不关心,也不好

好保护建起来的博物馆,所以也没有游客再来参观了”。但据村民组长说,“虽然平时也有外国人自己来,但因村里也不组织什么欢迎仪式来欢迎游客,也没有专人管理关于游客及旅游方面的事宜,所以游客一般随便看看博物馆就走了,很少再到寨子里的村民家中参观,所以村民基本不会和游客打交道,也没有人再出售民族工艺品给游客”。

二、博物馆衰落的原因透视

巴卡小寨民族生态博物馆的衰落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经过对巴卡小寨3位村民组长、数十位村民和基诺山乡政府领导进行的访谈和调查,发现:村民被排除在博物馆的修建、运营和管理之外从而缺乏参与路径,使得村民的积极性受到打击是巴卡小寨民族生态博物馆衰落的重要原因。在一开始建博物馆时,村民积极性很高,纷纷无偿出工出力。村小组长约纳回忆到:“全村人大概出了七八万个工,要是按一个20元算,村民贡献了十几万呢。”并且向村民征地也很容易,建博物馆所用的土地原来都是老百姓的菜地和苗圃,村民除了少量青苗费外未收任何地租。虽然村民对修建博物馆都很支持,但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他们却是被排除在外的。2001年修建博物馆是由云南大学一个3人项目组来运作,而巴卡小寨的村民,甚至当时在任的小组长杨小二都没能参与到项目组中。在分工方面,村民和村干部的作用仅仅是配合项目组开展工作,如收集各种基诺族物品作为展品,在博物馆建设占用到土地时与村民协调等,没有实际参与到博物馆建设的决策、操作上来。在资金使用方面,美国福特基金会和其他组织或个人的捐款也全部由项目组掌管,村民到现在还不清楚一共得到多少捐款,建博物馆到底用了多少钱,这些钱是怎么使用的。对此,作者在调研期间还专门询问了村中的历任会计是否了解相关账目,但几位会计都表示他们只有巴卡小寨村的账目,从来没有见过项目组的账本。在博物馆所有权上,社区居民和学者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基诺族博物馆曾有一个公章,但该公章一直由项目组成员保管,村民索要“几百次”,对方都没有交给村民。现任村小组长约纳认为,“如果那个公章在的话,我们去哪里要钱都可以要到,去州、市里面要钱都好要。现在没有公章就没有人相信我们,不会给钱的”。在博物馆的用途上,村民和学者之间也存在着争议,村民希望能和不远的勐仑植物园建立合作关系,将博物馆和旅游景区挂起钩来一起经营,这样博物馆就能借助植物园的客源来发展自己的民族旅游。但学者则出于保护的目的,不希望因旅游的介入而对巴卡小寨的基诺族文化产生消极影响,一直对博物馆与勐仑植物园的合作抱一种不支持的态度。正是由于社区和学者之间存在着以上种种矛盾和争议,而在争议的过程中无疑拥有更高知识水平、更强话语权的学者占有优势,村民在与学者的“对抗”中败下阵来,却无处发泄自我的不满,自然就失去了对博物馆保护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村民没有从博物馆的运营中得到任何经济利益也极大地挫伤了参与的积极性。巴卡小寨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村民收入较低。经济来源仅仅依靠橡胶种植,结构单一,容易受到橡胶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不能保证稳定的收入。于是很多村民都希望能从旅游业中得到一些经济上的利益,而博物馆的开办、游客的到来曾经让他们看到了这条致富之路。他们希望项目组收取的门票费能够分给他们,让他们能从博物馆中得到一些好处。村民也希望项目组能够同意其将博物馆承包下来进行经营管理。但是这些希望最终都没有实现,村民认为自己从博物馆中得不到什么好处,于是再也没有人愿意打扫、维护博物馆,也没有人愿意保持村中的环境卫生,也打击了村民曾经萌生的学习基诺族传统歌舞和手工艺的热情。村民做出这一选择既是出于生活贫困的无奈,也是出于经济利益没能得到满足的对抗。这些无奈和愤怒的发泄对象是依然矗立在村中的博物馆,而发泄的方式就是不再关心博物馆的存在、不再维护村寨的环境卫生、不再重视基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结论:社区参与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存续的前提

作为一个典型的基诺族社区,巴卡小寨这些年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整个基诺族民族文化发展的缩影。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巴卡小寨基诺文化已经日渐式微、走向衰落。同样,巴卡小寨基诺族社区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中国西部广大民族社区独自面对现代化汹涌大潮的缩影。虽然这里曾经由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的介入、博物馆的修建和兴盛使得人们看到了在巴卡小寨对基诺文化进行保护和发展社区经济的美好前景。但短暂的兴盛掩盖不了长久的衰落,将社区居民排除在博物馆的兴建、运营之外,将社区居民排除在参与旅游之外,将社区居民的意见排除在当地发展计划之外,等等。这一切的排降,最终使得社区居民保护文化的积极性受到挫伤,他们不愿再选择通过保护民族文化使之成为有价值的旅游商品来得到自己经济上的收益。因为他们认为尝试过的这条路是不由自主的。于是,他们回到原先没有博物馆、不用进行保护的状态中去。由于橡胶价格的高涨,他们可以通过种植橡胶来实现对发家致富的目的;由于自然环境的优越,他们也可以通过上山采集野菜,贩卖野生菌达到贴补家用的愿望;由于农民的身份,他们也可以在自己家的田地上精耕细作以实现口粮自给的愿望。这一切做法都与文化无关,与保护无关,与旅游无关。因此他们在发展的同时可以忽视文化的存续,也忽视了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因为文化保护于他们而言还缺乏实际的利益,更多的还是一种学者的呼吁。而正是学者等当初对他们的排除,才使得他们没有办法从参与博物馆经营和社区旅游中得到经济利益。

当然,除了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受到打击之外,政府在生态博物馆兴建、管理、运营、维护等各个环节的缺位、学者和NGO组织缺乏后续监测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里维埃曾经在他的“进化的定义”中对生态博物馆做出了一种界定:它是将一个特定的社区的特有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原状保护及保存于该社区内的,主要为本社区居民追溯历史,掌握和创造未来的发展而服务的特殊的博物馆形式,与传统的博物馆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这种新型的保护内涵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保护形式截然不同,这种保护形式更加强调将文化遗产与其生产者、所有者放到一起,而不是如传统博物馆一样,将文化遗产搬离到某一个远离原生地的环境。希望通过“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能够使传统文化得到动态的保护,而不是静止不变和孤立的保存。民族生态博物馆不再仅仅是一栋装满历史遗物的房屋,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社区,在这个社区里,传统文化和历史时刻都被生产着、延续着,传递着,是一种“活态”的文化。而这种活态的文化自然就不能离开这种来自社区“自下而上”的基层支持以及这些支持者自身所携带的文化本真——毕竟他们才是这种文化活着的载体。将社区居民排除在博物馆的经营、管理之外,既不能强化他们的基诺族认同感,也不能通过让他们通过参与博物馆旅游的发展来得到部分经济上的利益。这样的结果自然极大地挫伤了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最终导致博物馆的衰落与破败。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可以看到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必定要考虑到社区的参与。

这种参与并不仅仅指社区居民在旅游业发展之后,成为旅游业中的一名工作人员。而是指社区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及需要,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保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发展。同时,这种参与才能保证传统文化的复归与保持、强化社区的民族认同、促使社区居民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提高文化保护能力。从而走上旅游发展、社区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三者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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