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在的位置:> 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

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

来源:中国知网   作者:宗晓莲   发布时间:2013-02-20

 

【摘 要】 布迪厄用“实践”调和了传统人类学有关结构与行为、文化与人之间的二元对立观。以实践理论考察社会文化现象,布迪厄提出了“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文化处于一个不断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变迁。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分析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文化变迁现象,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关键词】 文化再生产;文化变迁;惯习

人类学视野中,文化变迁一般指的是由于文化自身的发展或异文化间的接触交流造成的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任何一个社会都在发展变化,体现其特征的文化特点也随之变化。均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变迁才是绝对的、永恒的。以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文化人类学一直极为关注文化变迁现象。可以说,人类学诞生以来的各学派都在讲社会文化变迁。

早期进化学派、传播学派的一维视野使他们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分析,不免有简单化之嫌。功能学派用文化功能的变化、消失与替代解释文化变迁,仍存在以偏概全、以整体代替局部的问题。美国历史学派强调通过详尽的描述性的民族学调查说明各种文化独特的变迁过程,但其忽视理论的倾向受到批评。20世纪60年代后的结构主义、象征主义等学派强调对文化的“结构”的把握,文化的“文法”的阐释,对文化变迁等动态现象的解释力相对较弱。

研究文化变迁,离不开对结构(文化)与行动(个人)之间关系的探讨,传统的人类学在阐述二者关系时,往往以简单的社会或文化决定论为指导,走不出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文化与个人之间二元对立的框架。他们或者把社会、文化预先设定为某种形式的客观现实,其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独立于人的能动作用之外;或者片面分析社会、文化是如何塑造个性和意识的。七八十年代后,一些人类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在承认社会、文化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人改变、创造文化的能动作用。并试图从对个体行动(实践)的分析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就是考察人们在“实践”中如何生产和再生产出体现他们的意愿、符合实际需要的社会和文化。萨林斯、吉登斯、布迪厄等人类学、社会学大师对此都有精彩论述。在这其中,法国社会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有关实践和文化再生产的论述自成体系、独树一帜而且影响深远。

一、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文化再生产”是布迪厄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概念,在他后来的一系列论著中得到进一步细化。在《教育、社会和文化中的再生产》一书中(与让·克劳德·帕松合著,1990),他用此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如何在人们的观念里制造出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意识,从而使得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被保持下来,即被再生产出来。

布迪厄试图用“再生产”这一概念表明社会文化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文化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维持自身平衡,使社会得以延续。文化再生产的结果体现了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意愿,是他们使社会权威得以中性化、合法化的手段。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一样,都是为了维持一种体制的持久存在。但是,文化再生产同时也包含着对此的背离和反抗。文化再生产是一个关系术语,它表明的不是从现在到未来的没有矛盾的直线发展,而是一个既有冲突也有矛盾的个人和制度的关系网络。被再生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在既定时空之内各种文化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也为系统的进化提供了可能。文化以再生产的方式不断演进,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

布迪厄的论述与法国社会学家阿尔都塞的观点颇有互补之处。阿尔都塞吸收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霸权、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某些观点,分析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个人意识形成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论述这一关系的过程中,他详尽分析了国家、教会、学校、家庭和司法等机构在个人“自我意识”形成中所起的重要“召唤”作用。指出,这种控制机制维持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秩序,维持了一种特殊的权力行使,而且是让人感觉不到的权力行使。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通过对主体加以挑选和个体化,进而把观念渗透进主体。一旦人们进入它的体制,“自由”选择的目标实际上是既定的目标。他这一理论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现代国家和社会如何自我正当化的认识。

为了进一步理解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必须回到他的实践理论中去。“实践”(practice、praxis)是来自马克思的概念。马克思指出,人的存在是实践的,而非观念的。他还指出人在实践中创造历史,但人并非不受客观制约地创造历史。“实践”这一概念在布迪厄那里得到充实、创新,并形成一种具有很强解释力的理论。在《实践理论大纲》、《实践的逻辑》和《区隔》等文章中,布迪厄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实践观”。

长期以来,人类学在处理社会体系与个体的关系时,往往以简单的社会或文化决定论为指导。布迪厄则指出结构和行为之间具有一种辩证关系,社会体系和个人之间有着互通的中介,这就是实践。实践既是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个人行动,也是再造文化和社会秩序的途径。布迪厄承认文化对行动、行动者的强大影响,但同时也指出文化的制约力有范围限度,人们在实践中必然根据主观需要、客观条件对文化有所继承、发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化也是人们不断再生产的“产品”。

为了说明结构与行为如何相互作用,布迪厄提出“惯习”、“资本”、“场”等概念。“惯习”(拉丁文habitus和希腊文hexis)是联结结构与行为的具体概念,是在卡比尔人的田野考察中得出的。布迪厄把惯习定义为“被构造的和进行构造的意愿所构成的系统——惯习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并且总是取向于实践功能”。习惯一方面连接了结构的因素,因为人的心理习惯和倾向是在一定的社会体系下形成的,是阶级条件和社会条件在个人心理的内化,是被“被构造”的,另一方面它又连接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个人的行动纲领,是“进行构造”时的指导范式。惯习协调了个人行动者日常的知觉、理解和行动,并以其多样性使改变客观结构的变化得以发生。

因此,基于惯习的实践活动也有着自己的“逻辑”,它既不是完全由环境决定的,又具有一定的即兴发挥的空间。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社会、文化的变化,理解社会文化世界中的两可性和多重意义。

布迪厄使用的“资本”概念,意义上接近于“权力”(依赖掌握某种资源而拥有)。一方面,社会是由资本的不同分配构成的,另一方面,个人又要极力扩大自己的资本。布迪厄把资本分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等,它们之间有区别又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由此形成了“场”内的运动,以及“场”与“场”之间的联系。“资本”的概念与“场”的概念联系起来时,就显示出它的解释力。

“场”是布迪厄进行关系分析时使用的一个概念。他曾简要地把“场”概述为“由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社会文化领域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场,每个场都具有半自主性,有自己的行动主体、行为逻辑等,但各个场之间又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正是在内部作用、外部关系中,社会文化不断发展变化。布迪厄以“场”作为一个基点,分析社会文化动态变迁的过程。建构在这一系列概念基础上的实践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客观和主观、结构与行动、文化与个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布迪厄还把实践理论用于考察其他社会文化事项,得出诸多富有现实意义的成果,文化再生产理论就是他探索文化教育领域所做出的理论建树。

二、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旅游开发背景下民族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

文化再生产理论对于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提供了整个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它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文化变迁研究。首先,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念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文化变迁的实质。文化再生产理论指出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个处于不断再生产中的过程。一旦以“文化再生产”的眼光看待文化变迁,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同时,布迪厄对结构与行为(文化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是其理论的精彩之处。在不否认社会、文化对人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布迪厄强调文化也是人的产物,是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性、适应性改变的结果。这就为我们分析问题时提供了辩证的观点。

其次,把文化再生产观点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文化变迁的过程。例如,布迪厄对“场”的分析可以用于旅游开发背景下文化变迁的研究。布迪厄曾指出,从场的角度所做的分析,必须考虑三个有内在联系的要素:(一)这个场与权力场(政治场)的关系,因为权力场总是能强有力地延伸到其他场中,并对其产生影响。(二)场内各种力量间的关系,他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场的变化发展情况。(三)行动者的惯习,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在场内外的行动,把握场的发展轨迹。

我们可以把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文化变迁看做一个场。那么,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它的发展变化情况,我们就应关注它与权力场(国家政治)的相互关系,还要详细分析它自身内部各种力量(当地政府、市场、民众)间的相互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所形成的合力方向就是文化发展变化的走向,透彻地分析它们在文化变迁中的各自作用,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文化变化的现状以及未来的方向。

毋庸讳言,政治权力对文化发展变化方向有着极大的规定制约作用。国家往往可以通过无形的意识形态、有形的政策法规实现对文化的控制。在我们国家,现行的文化政策虽然与计划经济时期已有很大不同,但文化从来没有背离过政府设定的轨道,从强调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到今天的文化市场化,无不是国家政策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工作重心,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下,具有一定市场价值的文化被开发利用起来。特别是近年来,旅游业的经济效益越来越被认识,民族文化因它的市场价值倍受青睐。民族文化不再被单向度地视为“落后”、“蒙昧”的东西,而是被发展为弘扬传统文化、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

但是,“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的口号,揭示了问题的出发点是旅游,归根结底是经济。它试图达到的目标并不是真正地再现一种文化,而是表达了消费时代权力政治与资本的文化“理想”。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作为“引诱资本之物”(Lures for Capital)被引向市场后,必然对文化本身的发展变化产生深远影响。

在民族传统文化这个场内部,市场的力量显然是极为强大的。如今,发展已经成为每个民族的必然选择,传统文化作为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文化资本被开发利用,希望依托它带动饮食、住宿、购物、交通、娱乐等第三产业以至整个地方经济的发展。于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触及到传统文化的每个细胞。在原本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人际关系、民风民情等在接受着市场的检验。走向市场的传统文化必然要遵循市场的逻辑,越来越远离其原来的生存背景,被仪式化、舞台化,成为被观赏的对象。被再生产为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后,富有个性、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逐渐沦为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被当作只有历史性、独特性的文化“工艺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定市场也为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正是在旅游市场的带动下,许多正在消失或即将消失的传统文化被发掘、开发出来,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因而,只有针对特定文化事项(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个“场”)分析对它们作用的各种力,才能正确认识文化变迁问题。民众作为文化的主体,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作用更是显而易见。他们通常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眷念,把向年轻一辈以及大众宣扬传统文化视为己任。当然,他们在阐释民族传统时也有着绝对的权威。一般来说,这些民族的精英受外文化的濡化也很深,是本民族与外界沟通者,在本民族文化的转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懂得经济发展对于自己民族的重要意义,也了解旅游开发对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以一种复杂的心情积极加入到本民族的旅游开发中。他们往往充当了本民族旅游开发设计者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定位、旅游产品设计少不了他们的积极参与,许多已经消失的文化也正是被他们挖掘出来的。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主体的民众,文化的生产、再生产活动都少不了他们的参与,他们的客观需要、价值取向决定了文化发展变化的方向。因而,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进行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

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带来的冲击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保护民族文化的呼声也日益高昂。笔者认为,只有在明了文化变迁的现象、清楚文化变迁的实质的情况下,才能将保护工作落到实处,而不只是一个口号。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重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启发、指导意义。当然,运用理论并非要恪守教条,在重视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旅游开发背景下文化变迁研究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我们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实践中寻找更好地看清现象、认识本质的方法。这才是文化变迁研究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陈国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Edited by Richard Brown[M]. London: Tavistock.1971.

[3]熊浩·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一个文化生产事件的分析[A].文化研究(第二辑)[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4]王铭铭·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评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5]Pierre 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6]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8](法)皮埃尔·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9](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0](英)安吉拉·默克罗比著,田晓菲译·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1]Pierre Bourdieu , The Logic of Practice[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0.

[12]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J].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