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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与旅游:特纳“类中介性”研究与旅游人类学

来源:中国知网   作者:杨 慧   发布时间:2013-02-21

 

【摘 要】  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1920-1983)是英国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最初擅长冲突与仪式的研究。他在对非洲恩丹布人的仪式研究中,从象征意义着手,深入探讨了象征的本质属性及象征研究的方法,最终成为象征人类学理论研究大师。特纳继承发扬了阿诺德·范·盖内普(Arnold Van Gennep, 1873-1957)“通过仪式”的思想,对其仪式的三段论分析作了更深层的解释,特别是将研究重心放在仪式的第二阶段,大大推进和深化了范·盖内普的仪式理论,并最终将之应用与一种特殊形式的旅游研究,即“朝圣”现象。特纳关于朝圣研究理论及所创造的一系列分析概念,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开始在人类学理论中生根发芽的第一步,由此奠定“类中介性”作为旅游过渡仪式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  朝圣;阈限;通过仪式;类中介性

 

一、“阈限”的象征意义

特纳认为:“过渡或通过”是仪式研究三阶段中的重点,并用“阈限前”(preliminal)、“阈限”(liminal)和“阈限后”(postliminal)的术语来取代了范·盖内普的“分离”、“过渡”和“统合”(范·盖内普在其研究中发现,许多人在其一生中都要经历一些重要的关口,而且常常与降生、成年、婚姻、死亡的人类文化统一,并举行仪式,他将之称为“过渡仪式”并洞察出基本的三段结构,即:“分离”、“过渡或通过”、“统合”)。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意识到“阈限”阶段处于“结构”的交界之处,即两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之间的转换。“‘阈限’概念所具有的工具性操作价值使得仪式理论具备了“模型”化的分析原则,为仪式的动态性机制的拟构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它将人的生理特征和生命阶段的社会化通过仪式的展演聚合到了一起。此外,他还教承了李奇、道格拉斯等象征人类学家二元对立的观点,提炼出仪式中的“两极性”特点,论述了“阈限”阶段的象征主义特征。

他指出:其一,“阈限”阶段是一种模糊不定的时空,不具有“阈限前”和“阈限后”社会文化生活的特征,只是一个过程。可以是公开的、大众化的,也可以是隐秘的、与世隔绝的。其二,“阈限”是一种神圣的,处于中间状态的仪式时空。世俗社会复杂的分类、精细的分层及纷繁的规则都可以被消解,甚至连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等都可以被象征性地分解为无区别特征的模棱两可、悬而未决和不三不四(betwixt and between)的中性存在,它不属于任何一种明确的文化分类。其三,“阈限”阶段远离世俗社会,无所谓高低、上下、贵贱之分,就是说原先在世俗社会里的分层、角色、地位、权威、权力在此都消失殆尽,人人平等是这一阶段的特质。

在神圣力量的驱使下,所有人都经历着共同考验,同吃、同住,体验群体的团结、不受社会等级结构约束的本性的联系,体验无拘无束地不带世俗“人格面具”交往的本真,过着暂时返璞归真的生活,建立起超越一切的、团结一致的人际关系。

总而言之,特纳认为“意识活动之外的社会生活基本上是封闭的、枯燥的和无人性的;人性只有在仪式和宗教、艺术中才能得以繁荣发展”。在论述“朝圣”旅游的社会事项时,他亦将“阈限”称为“类中介性”(limineality)特纳为了构建他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体系,创建了一组新概念如“阈限前”(preliminal)、“阈限”(liminal)和“阈限后”(postliminal),模棱两可、悬而未决、不三不四(betwixt and between),“中介性”(limineality),“交融”(communitas)等作为其理论阐述的界说要素)。

二、朝圣的“类中介性”

维克多·特纳与伊迪丝·特纳(Edith Turner)更深入地分析了“朝圣”(pilgrimage)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及佛教仪式活动中的象征意义,这些重要研究成果收集在他们编辑的《基督教文化中的想象与朝圣:人类学透视》(Turner, Victor and Edith. 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一书中。1973年,特纳的“远处的中心:圣徒的目标(The Center Out There: The Pilgrim s Goal)”一文,从人类学的视野提出了“中心”(Center)、“朝圣”、“远处的中心”(Center-there)、“边缘和其他”(Periphery and Other)等一系列概念,试图构建出他自己的旅游人类学理论。在这篇论文,他深入描述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认为宗教社会(什么是宗教社会?)的人口流变遵循着一种反结构的阈限流向规律(anti-structural rule of Liminal Flow),即朝圣者离开日常生活的“价值中心”,到“远处的中心”无拘无束地体验生活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除此之外,《朝圣与交融》(Pilgrimage and Communitas. Studia Missionalia, 1974, 23: 305-327)等重要论文则探讨了朝圣的“类中介性”特质及社会象征意义。

在《基督教文化中的想象与朝圣:人类学透视》的第一章《朝圣:一个“类中介性”的仪式现象》中,特纳用他建构的象征人类学的理论对古往今来不同人类文化中,尤其是主导全球意识形态的三大宗教中普遍共有的朝圣现象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分析。他不仅把法国早期人类学家范·盖内普的“生命礼仪”或“通过仪式”理论进一步深化到他象征分析的核心概念“阈限”当中,而且还把“朝圣”现象中的“阈限”精髓升华为“类中介性”或“中介性仪式”(Liminiod Ritual)。所谓“中介性仪式”是指企图把世俗事物与神圣境域分隔开来的仪式,是一种分隔两个不同境界或领域的仪式,所以又被称为模棱两可的仪式(Ritual of Betwist and between)”。

特纳首先解说了在“历史的”宗教中,虔诚教徒们朝圣的原因,也就是朝圣的缘由。他说:“在欧洲社会中,因为有寄托于田园的经济和封建式的政治结构,遂使民众的生活更紧密的和地方联结在一起。其实,对于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奴隶和农奴而言,法律本身就已规定它必须附属于特定的庄园或领地。他们的宗教生活也是受到地域限制的;行政的教区也可以说是他们精神上的领地。然而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仍为俗人阶级衍生了他们自己中介状态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最佳代表,就是朝圣者远离了每日居住和工作的地点,前往一个神圣的遗址或是庄严的神坛去朝圣的行为……朝圣者的足迹跨越了省界、领地,甚至帝国的疆界。在每个新生的国家,特定的神坛、教堂都会成为正统信仰的首要中心。

由于教会主张其普同性,所以就更鼓励朝圣者去收拾行李,前往其他基督教地区的大教堂去旅行、参拜……对多数人而言,朝圣是他们宗教生活中很重大的中介状态的体验。”

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特纳不仅在论述“朝圣”的过程中将之视为一个“生命礼仪”,而且赋予它特殊的象征意义。他认为在这个通过性仪式中,最具有文化意味的应是第二阶段,此阶段充满了“过渡、中介、暧昧”(Limineality,transition)。他说:“朝圣的重点是在走出,走向一个遥远的、神圣的、为大众所认可的地方,在一个缺乏迁移经济机会的社会里,人们就像生根在土壤里,一般很难离开他们的朋友、邻人和地方权势的小圈子。对于那些不是商贾、小贩、吟游诗人、变戏法或杂耍的演员,甚至流浪的出家人、恶徒,或是与他们类似的人而言,其惟一可行的旅程正是一个神圣的旅程,一次朝圣,一场圣战。在这样的旅程中,一个人远离了日常重复的“罪恶事件”,而这些“罪恶事件”社会结构中是占人们经验的绝大部分的。如果一个人因为血缘或法令的因素,必须每天和某一群人来往,进行那一整套的人类活动——家庭的、经济的、权利义务的、仪式的、娱乐的、姻亲外戚的、邻居的——则难免会因一次琐碎的事物引起小的牢骚、难堪,这样经年累月的积累下来,到最后,他们会因财产、职务或是名誉的问题,发生严重的纷争而演变成派系的分裂。一个人积累了繁琐的过错或歉疚之后,并不一定在教区告解场或忏悔室中完全舒解,特别是当神职人员自己可能也和这些冲突有关联的时候。倘若这样的苦恼达到不胜负荷的地步,那么这就是应该启程参加朝圣的时刻了。”

在特纳看来,朝圣仪式中最应该强调的是“中介状态”(Limineality)。朝圣者籍借外出旅行,离开原来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每天居住和劳作的地方,摆脱日常的生活、事物乃至于习俗,前往一个神圣的地方。这成为了一种仪式或象征行为,它让当事人从原有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引入到具有提升或脱胎换骨意味的新阶段。通过比较,特纳发现在“生命礼仪”中,仪式的行为多半带有整体性、强制性或义务性的特点,而朝圣行为更多的则是个体性、自愿性或半制度性的。

与他的仪式理论一致,特纳特别注重朝圣过程中的“沟通”、“交融”(Communitas)的意义。“此沟通并含有超越(Transcendance)的意味,即离开了原有的时间、空间及旧有的自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摆脱了日常的生活及原有的社会结构,投入朝圣的过程中,不论朝圣者是为赎罪或还愿而来,信徒都能在朝圣的过程中或仪式中,与信奉的神灵或神祗沟通交流,并且在通过长程而长久的旅途而达到圣地时,也超越了原有的自己,并以一个新的个体与神沟通。另一方面,在这个朝圣的行列中,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投身于朝圣的行列后,则不论贫富贵贱,不分士农工商,完全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以及原有的行为与规范。”所以,特纳认为:“朝圣者会发现自己是一大群人中的一分子,而这些群众是相似的,可是在结构上他们并非是相互依赖的人,只有透过整个属于仪式的力量,才能使个人命运和意图上的类同性转换成感情上的共通性,而进入交融的状态。”这里特纳所说的交融,可以理解为朝圣者不仅与神灵沟通,也就是与大自然的近距离接触和亲近;而且还增加了不同社会阶层甚至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理解。这一切在多重隔离的刻板日常社会生活中是难于实现的,而在旅途中人们处于社会结构上的“中介状态”或“类中介状态”,这时,所有或者大部分游客都能在这一情景中消解疲惫、放松身心,取下面具,复归自我,消除区隔,融入自然,真诚交友,达到与人和自然的真正交融。

因此,如特纳总结的那样:“朝圣,具有一些通过仪式的中介性,或类中介性,表现在: 1·从世俗结构中的解放;2·地位的同质化; 3·衣着和行为的简单化; 4·交融的状态;5·严厉的考验; 6·对基本宗教和文化价值意义的反映; 7·对宗教范式与人类共有经验之间相通性的仪式化表现; 8·从多重复杂的人外显的个性里出现了完全无缺的个体; 9·从一个世俗社会的中心转移到一个具有神圣意义的外缘,而这外缘又突然地成为朝圣者个人的中心,他们信仰的轴心,而这个转移本身就是交融状态的一个象征,它是随时间改变的,它不是如结构般停滞不动的;以及10、相对于制度化环境的个人独特性诸如此类的物质上。当朝圣的世俗的环境中,显示个人或群体从一个情景或地位转移到另一个的时候,他是一个自愿性的而非必要的义务性社会结构,所以也许把它想成“类中介性的”(Liminoid)或“似中介性的”(Quasi-liminal),要比范。盖内普所指的“中介性的”(Liminal)更为恰当。”与此同时,特纳指出:“所有宗教性的仪式都有强烈的感情的一面,无论它是全然无声的或是被礼拜式的表现所充满或取代的。象征,是来自情感的高潮和认同的洞悉,它会因仪式过程中众人所引发的情绪表现变得更为有力。换言之,来自不同社会、地理区域的朝圣者,他们个别的却有相似的感情倾向在各主要的朝圣地形成了一种“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就是造成对笃信者情绪冲击的本质和强度(而那经常是不分昼夜、不断进行的),这当中不仅由一个个别的村庄或村民的力量即可诱发出这种感性的气氛,这是由无数个人的忧虑和希望所形成的洪流,而宗教的仪式和象征,能够为其个人与人际间事务的忧烦和愚昧,重新带来秩序和意义,并且从这些希望中,引发出朝圣者箴言式的喜乐。”

如果像后继的研究者引申的那样,将旅游类比为现代人的“宗教”和“仪式”,那么可以想象或预见旅游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旅游可能的发展前景,以及其所产生的诸如整合社会秩序、提升人类生活的意义等方面动力,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势能。但这是否言之过早,而且,考虑到旅游的现代性背景,这似乎很难实现。

三、小结

总而言之,特纳从人类学的象征主义研究入手,发展了他的“阈限”理论,提出“类中介性”的朝圣仪式过程的概念。他认为,朝圣的全过程可以分为离开常住地进入朝圣状态、超越情绪阈限融入朝圣环境、返回常住地重新投入日常生活三个阶段。其中“阈限”或“类中介状态”最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角色的转变,朝圣者经历了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以及本性的复归、情感的交融等过程。特别是他最后将“朝圣”与旅游社会事项关联起来,为旅游人类学的创建提示了思考路径,他说:“一名旅游者,有一半是朝圣者,或者说一名朝圣者有一半是旅游者。在海滨,旅游者把自己融入到众人当中,寻求一种神圣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公众社会模式,而这一切是他们在日常上班的生活当中,在商店中、在矿井里所不能得到的。甚至当知识分子在寻求一种个人孤独中的野性时,他们也在寻求一种物质的本性,一种生活的源泉。”

特纳关于朝圣研究理论及所创造的一系列分析概念,是旅游人类学研究开始在人类学理论中生根发芽的第一步,奠定了“类中介性”作为旅游——过渡仪式研究的基础。沿着这个思路,后来的学者逐渐将人类学仪式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与旅游结合起来,探讨旅游过程中的游客经验以及旅游对游客身份的转换、心理认同等方面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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