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在的位置:> 旅游工艺品开发与民族文化商品化

旅游工艺品开发与民族文化商品化

来源:中国知网   作者:廖 杨   发布时间:2013-02-25

 

【摘 要】旅游工艺品是在旅游业发展中产生的一种新产品,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的本质内涵是民族文化商品化。文化、技术与民族生境,构成了旅游工艺品开发与民族文化商品化的内在关联。从人类学角度对民族旅游工艺品开发问题进行研究,其主要目的就是对这种关系的变化做出自己的说明和体现出不同的声音。

【关键词】旅游工艺品;文化商品化;民族文化;旅游人类学

 

旅游工艺品是在旅游业发展中产生的一种新产品,它是在原有工艺品的基础上开发和创新出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为了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工艺品特别是民族工艺品,又是旅游文化艺术产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民族工艺品开发得好坏,直接关系到该市场的开发前景,生产者的经济利益、民族艺术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等问题。对于旅游工艺品开发方面的研究,旅游学界已有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多以综述或概括性教科书形式出现。

从人类学角度探讨民族旅游工艺品开发的并不多见,目前只有少数民族学者发表了一些论文。旅游工艺品开发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由于民族社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开发离不开民族学者、人类学者的积极参与。因此,从人类学特别是旅游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民族工艺品的开发,不仅必要,也很急需。本文就此抛砖,借以引玉。

一、旅游工艺品: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民族工艺品是指各民族劳动人民为了适应生活需要和审美要求而就地取材、并以手工或半机械方式制作的工艺美术品或纪念品。由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和审美观念不同,其工艺品或纪念品亦各有特色、千差万别。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总体上看,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从东北内蒙到新疆、西藏,再到云贵川渝和粤桂琼台等省(市、区)的“C”形地带上。广阔的地域分布,使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地域特点。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往往也反映在工艺品或纪念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上。

民族工艺品实际上是一种工艺美术品,它在少数民族生活中有其广泛的应用和表现。一般来说,民族工艺品主要包括少数民族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品和刺绣、挑花、编织、地毯、蜡染、扎染、漆器和制陶等工艺美术品。

绘画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环境艺术的雕塑和作为人体艺术的舞蹈的“抽象化”或“心象化”。雕塑表现的是三维空间中静态的人体和动物,舞蹈表现的是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中动态的人体和动物,而绘画却要把它们“压缩”并“定格”在一个静止的二维空间中。因此,绘画比雕塑和舞蹈更具精神性,或者说是更加具有人对现实的超越性。人们为什么要绘画呢?一种合乎情理的假设是:人类的绘画一开始可能是无意识的,即漫无目的用手指在沙土上刻画,或者用手指沾着泥浆在岩壁上涂画,然后才想到让这些线条构成某种图形。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我国少数民族的绘画艺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敦煌石窟艺术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美术史。它融汇了上至东晋废帝太和元年(366年)、下迄元代终止建造的一千年中汉、氐、羌、匈奴、鲜卑、吐蕃和回鹘等各民族艺术的精华,表现了强烈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东晋和南北朝时代的许多少数民族画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墓壁画,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河西走廊酒泉嘉峪关十六国墓壁画、北燕冯素弗夫妇墓壁画、北魏司马金龙墓木板彩画、北齐高润墓壁画、库狄回洛墓壁画、娄睿墓壁画和吉林集安高句丽墓壁画等等。辽代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擅长画本国人物,他的部分佳作被宋朝统治者秘藏。“山后契丹人”胡瑰是一位多产的画家,他的画作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地区的辽代契丹人的墓壁上。金代著名的书画家主要有海陵王完颜亮、世宗完颜雍和章宗完颜王景等。藏族的

绘画艺术也有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水平。布达拉宫、大昭寺、色拉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萨迦寺等著名宫寺中的壁画举世闻名。藏族卷轴布(帛)画“唐卡”更是久负盛名,相传一些名寺中珍藏的“唐卡”是由文成公主亲自绘制。藏族民间的木器绘画和藏戏面具画也独具风格。满族王室从贵族和一般文人中培养出了一批画家。高塞、允禧、布颜图、麟庆夫人及其女儿和“红兰主人”蕴端女等等,都是著名的画家或绘画理论家。此外,贵州布依族的簸箕画和云南纳西族白沙、束河等村镇的壁画等,都是中国少数民族民间绘画的杰出代表。

中国民间传统的年画是民间一般艺人所穿早的造型艺术品,也是一种民间工艺品。它集淳朴、健康的民间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于一体,与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民风联系在一起,是民间喜闻乐见的节庆用品。最著名的年画有天津杨柳青、潍坊杨家埠和苏州挑花坞的年画。在雕塑这种“几乎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艺术式样中,它似乎蕴藏着人类对世界的最原初的认识和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再造世界的最原始的冲动。雕塑艺术最基本的制作手段——“雕”与“塑”,与石器工艺和制陶工艺密切相关。“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一块经过加工的石块,用人工的方法使它纳入一定的形式,也可以说就是一件雕塑。许多石质磨光了的工具,都明显地具有一种雕塑的最重要的特质”。突尼斯的雕镂技术堪称一绝,匠人无须图案,即可当场为顾客的托盘、茶具雕镂花纹,图案精美,令人赞叹。中国少数民族的雕塑种类繁多,主要有石雕、玉雕、砖雕、木雕、竹雕、桦皮雕、骨雕、泥塑、陶塑、面塑、金属塑和酥油塑等。藏传佛教的雕塑造型艺术比较发达,许多佛教寺院都有精美的金属塑像、泥胎金身塑像或木雕像。西藏拉萨大昭寺中的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及尼泊尔公主造像的神态生动逼真。北京雍和宫法轮殿中的铜质宗喀巴大师造像和万福阁内檀香木弥勒站像体态伟岸,令人赞叹。此外,新疆玉雕和维吾尔族的建筑装饰,甘肃宁夏回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的砖雕,云南白族的大理石雕和一些少数民族的图腾柱雕及寨门祭祀装饰雕刻,广西毛南族的石雕、木雕,台湾高山族的石刻以及黑龙江鄂伦春族的桦树皮雕等,都是中国民族雕塑艺术中奇葩。

刺绣、编织、织锦是中国少数民族中较为普遍的工艺美术品,只是各民族运用于装饰的对象及花色图案的题材和风格不尽相同。刺绣是一种在布面上“以针代笔,以线晕色”的艺术作“画”。中国刺绣驰名世界,苏绣、湘绣、蜀绣和粤绣并为中国“四大名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的织锦主要有壮锦、傣锦、侗锦、苗锦、瑶锦、黎锦和土家锦(“西兰卡普”)等,其中壮锦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花色图案繁多,颇具壮族风格和特色。此外,云南纳西族妇女的“披星戴月”衣和傣族的筒裙,以及新疆维吾尔族绣花帽和细致的围裙等等,都各具特色;藏族的毛织品氆氇、“邦单”,鄂伦春族的马鬃尾与麻混编的生活用品,德昂族的藤篾编织的腰箍,毛南族的花竹帽(“顶卡花”)等,都是精美的编织工艺品。

地毯和各种装饰性的挂毯在新疆、内蒙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被视为珍贵的民族工艺美术品。新疆维吾尔族编织地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著名的和田地毯质地柔软,富有弹性,图案绚丽,经久耐用。内蒙古的蒙古族地毯工艺很早就形成了“阿拉善路”和“包头路”两大艺术风格,包头盘金地毯“五龙闹海”采用镀金丝线编织毯底,毯面流光异彩,夺人眼目;赤峰市生产的大型艺术挂毯“长城”,曾被周恩来誉为国宝。藏族地毯底色多以深色为主,间以白色、翠兰、橙黄、淡黄和玫瑰红等色,自然物花纹与几何形花纹并用,图案丰富,亮丽醒目,雍容华贵。

蜡染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用各种木制图案把熔化的蜡印在底布上着色而成。相传蜡染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便已盛行于民间。我国甘肃省敦煌千佛洞彩色壁画中人物的服饰以及各地出土的文物资料,都说明了手工艺蜡染流传的年代久远。蜡染来源于生活,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乡土风味,其题材多以自然景物、花鸟虫鱼和几何图案为主,但又因各族人民的爱好和习惯不同而各具风格。它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在南方一些民族中长期流行,其中贵州、云南的苗、水、土、彝和仡佬等族的蜡染工艺较为著名。贵州安顺地区布依族的蜡染工艺品,其销路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和发展而越来越广。蜡染工艺国外的有识之士誉为“东方的明珠”。印染、蜡染“喀拉”,则是非洲塞拉里昂的传统家庭手工艺品。

扎染在蜡染之乡也并用,黎族、白族的扎染技艺较为精湛。扎染业是云南省大理市周城镇的特色产业。新中国成立以前,当地扎染出的布匹通过喜洲镇马帮驮运到鹤庆、西藏一带,并远销印度、缅甸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曾名噪一时。近年来,周城的扎染厂不断改变工艺,用植物扎染替代成本较高的板蓝根扎染,有30多种规格,花色品种由以前的七、八种增加到现在的一千多种,产品远销日本、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亦有一席之地。

民间艺术的特殊禀赋,为周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如今,“家家做扎花,户户有收入”已成为云南周城个体扎染加工业的生动写照。漆器是中国传统的工艺品,他是用天然生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质面上制成具有透明、发亮、防腐、耐酸等特点的各种制品。中国漆器制作品种繁多,风格各异,主要有福州脱胎漆器、大方漆器和北京雕漆等。中国少数民族的漆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彝族尚黑,其漆器一般以黑色作底色,以红、黄两色描绘鸡嘴纹、牛眼纹、油菜子纹和太阳纹等图案,造型也很奇特。此外,白族、藏族、傣族、苗族、侗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漆器,也富于民族特色。

陶器是以陈列、装饰和欣赏为主的工艺品。制陶是中国民族民间的一项传统工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制陶工艺较为发达,新疆喀什地区的低温彩陶、广西钦州的泥兴陶、云南多民族的建水陶、贵州省的牙丹陶和西南地区傣族、藏族及纳西族的土陶等,都具有较为鲜明的民族特色。此外,剪纸和布贴不但是一种重要的传统民间艺术,而且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剪纸工艺主要流传于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东北地区的满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社会至今仍然保留着剪纸传统,西南地区的白族、傣族、彝族、苗族和纳西族等少数民族亦流传着剪纸习俗。剪纸图案一般用于祭祀、敬佛和居家装饰,但有的也用于服饰的刺绣和贴花。布贴是采用各种不同颜色、质地和形状的布块,以缝、绣、贴等方法制成图案的艺术品及工艺方法。它分布缝和补花两大类,主要用于服饰和日用品装饰。我国的满、壮、苗、瑶、侗、彝、仫佬和毛南等少数民族社会,均存在布贴艺术。其中,东北满族的背心、贵州丹寨苗族的古装女服、广西南丹壮族的布贴背带心和藏族大寺院瞻佛节所展示的大幅佛像等,都是中国少数民族布贴艺术中的珍品。

在功能主义学派的人类学者看来,任何民族工艺美术的基础,都在于满足人们生物的基本需要。“艺术的功能是在建立经济的价值,并且刺激人类精良技巧的发展”。“只有把某种艺术品放在它所存在的制度布局中,只有分析它的功能,亦即分析它的技术、经济、巫术,以及科学的关系,我们才能给这个艺术品一个正确的文化的定义。当这种工作完成后,所剩下的内在的艺术动机,则只有从观察者本人的直接艺术反应中去了解。”在人类学者看来,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尽管人们对“文化”的定义及其分类存在意见分歧,但“文化”无疑实存于我们的社会当中,而且它是历史的产物。

无论是文化的“二分法”(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三分法”(物质、精神与制度或行为文化)还是“四分法”,文化各层面都不是截然分离和互不相关的。民族旅游工艺品与其说是民族文化的某一层面,还不如说是民族文化的复合体。在很大程度上,民族旅游工艺品是民族文化的“物态化”,它体现着某个民族的思想意识、思维逻辑、审美情趣、时空观念、认知体系及其文化实践,实际上是民族文化的“诸体合一”。换言之,民族旅游工艺品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同时还是“行为”的、“实践”的。因此,民族旅游工艺品实质上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以“缩影”的形式汇聚与辐射着民族文化的基本信息。

一个民族的工艺美术品往往是该民族的文化象征和一个地区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历史传承及自然物产的体现。世界各地多元化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物产,造就了人类社会多元化的文化艺术。作为服务于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工艺美术品,则是这种多元文化的物化和载体。它们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其所处社会环境及历史文化的种种关系。

二、民族文化商品化:旅游工艺品的本质内涵

民族文化商品化是民族旅游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民族文化能否被商品化或如何商品化,而在于作为商品的旅游工艺品是否真实地展现着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商品化,它给旅游工艺品或者整个民族旅游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又有哪些?从旅游商品的本质上看,民族文化商品化构成了民族旅游工艺品的核心内涵。

文化“真实性”和文化“商品化”是民族旅游工艺品开发中两个容易引起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争论的问题。科恩(Erik Cohen)、格林伍德(Greenwood)和格雷本(Graburn)等著名的旅游学家对此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科恩认为,所谓“真实性”并不等于原始,而是可以转变的、被创造的和变化着的。因为不同的人对“真实”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这些都取决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能力。他认为,商品化使真实性丧失是一种荒谬的说法。因为一种新的文化产品,可以随时被接受为“真实”(虽然经过了商品化)。对制造者来说,这种产品还会获得新的意义。另外,有了资金、技术和设备的不断更新,生产出来的工艺品将更加完善,这反过来有效地保护了地方文化,这是文化商品化带来好处的一个典型例子。他还提出,商品化对文化的冲击往往不是在文化繁荣的时候,而是在不景气的时候,此时,旅游市场的出现常常有利于文化传统的保护,而不是破坏。如果不这样,某些传统文化将濒临灭绝。民族旅游工艺品的开发也是一个好的例子。他进而总结道:商品化不一定会破坏文化产品的真实性。文化商品会给旅游产品增加新的含意,可使一个地区的文化通过展示而得到认同,出现新的自我再现。这样做也并不意味着古老文化内涵的丧失。格雷本也认为“所谓真实,是一种人的概念。只有当他们到达某个目的地的时候,他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真实。其实真实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并不真正存于某地……”这与科恩对真实的看法同出一辙。

格林伍德则认为,一切篡改、伪造都将破坏文化的真实性。滥用“地方色彩”,并把它当作“引诱”,这会损毁传统文化,通过出售地方文化,当地人或旅游操作者虽然从经济上获利了,但从文化上并没有获利。他指出:“把文化当作商品展示,这对政府来说只需花几分钟的时间,而这一做法却把具有350年历史的传统仪式毁于一旦”。格林伍德的论述,从另外一个角度阐明了文化商品化对于文化自身发展的不良后果,值得人们关注。

国内研究旅游人类学的一些学者对文化商品化似乎持乐观态度。有的学者认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文化商品化是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文化商品化和文化真实性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型,它不一定只产生负面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会给地方文化带来好处。大多数游客并不在乎真实性的再造,或舞台化,而在乎好的再造,以满足他们猎奇、愉悦身心的需要和弥补文化真实地带不可进入的缺憾。

因此,真实的文化被再现,再造的文化被发明,并使传统文化得到修饰和重新注入活力。这不仅使得某些地区摆脱了贫困生活,并相应的使其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与延续。旅游工艺品开发,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化的转化和展现,而且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资本化或者说是资本运营问题。“物品的物质效用是与文化选择密切相关的。在一种社会中具有很高资源价值的东西,在其他社会很可能只是‘中性材料’,甚至是毫无价值的。进一步而言,要使各类的民族产品成为真正有效消费选择对象,文化的介入就是必然的。民族文化的资本化,就在更为重要的方面担负着使各类民族产品进入主流社会的重任。换句话说,民族文化资本化所带来的文化的交流,不仅要为民族产品扩大市场打开通道,还要使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加深,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使各种民族文化的要素能够成为在新条件下创造新的可供更为广大的人们选择的消费品的动力源泉”。民族旅游工艺品开发,就是要让民族工艺品转化为旅游商品。这个转换过程,实际上是民族文化的商品化过程。

世界上各个民族之间的区别,主要是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一个民族究竟以什么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独特性呢?有的学者认为,一个民族的禀赋是由它所处于的地理环境决定的,或者至少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语言、技术、宗教和社会制度等现象通常与地理位置有关。其中,技术现象是人类文化的首要特征,它在种族之间造成的差别远比由于人种或宗教文化造成的差别重要。工艺美术品是人们运用手工或半机械化技术去改造自然的物品,并经过装饰和雕琢而制成的人工产品,它不仅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表达在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工艺美术品往往是这个地区、这个民族文化的象征及其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历史传承和自然物产的综合反映。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民族旅游工艺品在其制作者、销售者和购买者之间,交换和分配的不仅仅是它们的价值和利益,而且互惠着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受益诸方。民族文化的商品化过程,便贯穿于旅游工艺品的生产、交换、消费、互惠和再分配的各个环节。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旅游市场国际化的发展,民族旅游工艺品的开发已被纳入到全球化的市场运作当中。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的技术模式不仅迅速地取代了世界各地地方性技术传统的合法地位,导致了传统技术的崩溃,而且使许多地方性的原生态文化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并因此遭致破坏甚至消亡。“在直接的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一味迎合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不仅不能为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要素,从而使人类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且首先丧失掉的一定是自我文化的根基。而这一危险在刚开始出现时,却往往是不易察觉的”。因此,在旅游市场日益国际化的进程中,民族旅游工艺品的开发应该充分意识到民族文化商品化所导致的潜在危险与困境。一种可能的途径,是力图避免旅游工艺品开发导致民族文化的急剧变迁。问题不在于民族文化会不会变迁和该不该变迁,而在于如何确保民族文化的自然变迁和民族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就很难对旅游工艺品开发与民族文化商品化作出是“好”或“坏”的简单回答。

三、文化、技术与民族生境:旅游工艺品开发与民族文化商品化的内在关联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是特有的,它们的总和便构成了该民族固有的生存环境,简称民族生境。“每一个民族要求及生存,必须凭借其自成体系的文化,向这个随机组合体索取生存物质,寻求精神寄托,以换取自身的生存延续和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化成了工具,外部环境则是加工对象,加工者则是民族自身。经过加工后的外部环境,由于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原先没有系统的随机组合,自然变成了与该民族文化相适应体系,能够为该民族所利用的有系统的人为的外部空间体系。这个经由特点文化加工,并与特定文化相适应的人为外部空间体系,才是该民族的生存环境,一个民族的生存生境当然包括自然和社会两大组成部分,两者的结合才是完整的该民族的生存生境”。因此,一个民族的生境往往具有社会性、文化归属性和系统性三重特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属性,它主要包含着客观归属性、后天习得性、相对稳定性、族际共享性、自我延续性和共生完整性等六个方面的特点。民族是靠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学中的民族定义应该是这样的:“长期生息在同一生境中的人,为了征服和利用生境的需要,在其世代延续中创造了特有文化,以之维系成独具特点的人们共同体;这样的人们共同体之间在生境、经济生活、语言、习俗、社会组织、认知方式、族名、信仰、伦理道德诸方面稳定地呈现出系统差异,以至于足以互相区别,则一个这样的人们共同体就是一个民族”。文化是由那些生存于不同生境中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人们通过文化认识、征服、改造和利用其生境,以创造所有成员的全部生存条件和维系该民族的延续。技术是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文化规约的对象。一般来说,技术包含“技术器物”本身和“技术文化”两层含义。技术器物是一种物态化的设备或产品,它往往因效用普遍而具有转移超前性;技术文化则是指产生该技术的区域性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技术器物可以引进或更新,技术文化则难以舍弃其固有的民族传统。在技术革新与文化维旧的悖论中,文化、技术与生境构筑了民族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文化本身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技术方式、社会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解释、规范和综合。“人们生产什么,以及他们怎样生产,要依赖于人和事物的文化图式。生产的内容和方式并不是来自于人和事物的‘实际的状况’,也就是说,不可能脱离这种文化的归因”。

作为人的生存方式,文化必然会涉及物质、制度及其解释等诸多方面。“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生存活动,便构成整个解释系统的前提或基础,而人类对自身生存行为的解释,则产生了共同价值体系。这种共同价值体系的制度化,又反过来规范着人们的生存努力行为,决定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方式,调整他们在此生存活动中的相互关系”。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都是作为一个文化体而存在的,或者说是作为人的制度化的存在。“没有制度,社会便不能存在。事实上,社会本身就是最高形式的制度”。

文化是历史地形成的,文化的图式和秩序坐标都是历史的积淀。文化在历史地形成过程中会逐渐产生诸如习俗、惯例和传统等“非正式规约”,这些非正式规约“使得人们在每天进行交换时不用随时随地精心思虑交换条款”。“物质力量本身是没有生命力的。它的特定意向和确定结果只能通过将其与文化秩序的坐标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释”。制度是人们行为、活动方式的规范化,正式规则、非正式制约和实施这些制约的特性构成制度的基本内涵。制度“既是物质文化的精神化,

又是精神文化的物质化”,它一方面把人们相互之间及其与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物质关系升华为一种权力意志的表现,另一方面又把精神解释的某些意识观念具体化为社会行为和组织框架的实践。

有的学者认为,“制度”与“制序”有所差别,文化与制序之间并不是仅仅存在文化像生物基因的遗传那样向制序提供蓝本或模板这样一种简单的单向作用,而是存在着复杂的双向作用。“一方面,种种社会制序本身承载和保持着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作为种种社会制序的‘精神性’(spirituality),又成为社会制序沿存、演化和变迁中的连续性的‘基因’”[16](P45)。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正是凭借这种文化与制度存在的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认同繁荣连续过程,进而推动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民族旅游工艺品开发与民族文化商品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文化关联。一方面,人类生存的环境的关键部分是资源,人们通过“文化”去认识“资源”,通过“技术”获取“资源”;另一方面,人们所依存的环境及其资源的性质,又决定着他们的劳动类型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斯图尔德认为技术乃是历史所衍生,环境的关键部分是资源,通过文化认识到资源,通过技术获取资源”,这种“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简言之,它说明了劳动类型——社会组织好工作、将之纳入适宜的循环中、分派任务和安排共同努力等等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倚赖于可用的技术和正在开发利用的资源的性质”。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资源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得到稳定的一套生态系统,它们有着生成对人们有价值的东西的相互关联的速率和使不同生态系统得到维持的相关成本。这些系统决定着特定技术条件下环境的可能开采率。在这一套可能的生态系统之外,没有任何需要不同开采率的活动能够在环境中得到稳定。技术变化是通过增加各生态系统可能性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从而技术便拓宽了各种开采率的变化幅度,使需要新速率的活动成为可能”。在这里,资源既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文化方面的特征。正是在文化、技术和民族生境的动态发展中,作为环境关键部分的“资源”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并成为架构旅游工艺品和民族文化商品化内在关联的重要中介。

目前,大多数旅游学研究者对“旅游资源”的概念认识不同而存在诸多争议。有的学者综合了各种观点,并对旅游资源作了如下界定:“旅游资源是指特定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能够激发人们的旅游动机并产生旅游活动的各种因素的综合。这种‘因素’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附着于物质实体上的精神文化。他们在现实条件下的开发能够产生出一定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或者具有在未来被开发利用的可能性”。这是从目的地角度出发做出的“旅游资源”定义,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民族旅游工艺品也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但在后面的“民俗风情旅游资源”和“饮食购物旅游资源”等相关章节中,却提到了民族工艺、民间工艺和旅游纪念品等等,这是值得注意的。许多有关旅游资源规划或开发的论著都注意到了旅游工艺品的开发价值,提出了不少宏观的开发原则,但几乎都没有探讨民族旅游工艺品开发与民族文化商品化的关系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旅游研究的一大缺陷。

民族旅游工艺品开发是民族旅游发展的必然产物,为发展旅游业而开发民族、民间工艺品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开发”实际上是民族文化的商品化过程。开发何种旅游工艺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人们的文化水平,开发出什么样的旅游工艺品则主要依赖于当地人们的技术水平,而这一切又与当地民族的生存环境存在莫大关系。从人类学角度对民族旅游工艺品开发问题进行研究,其主要目的就是对这种关系的变化做出自己的说明和体现出不同的声音。

【参考文献】

[1]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2]易中天·艺术人类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3]朱 狄·当代西方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4]扎嘎·山南地区的氆氇与邦单手工业[A]·李坚商·西藏的商业与手工业调查研究[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9·

[5]郝 翔,朱炳祥,钟青林等·周城文化——中国白族名村的田野调查[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6] (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7]戴维·J·格林伍德·文化能用金钱来衡量吗——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旅游作为文化商品化问题[A]·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C]·张晓萍,何昌邑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

[8]张晓萍·从旅游人类学的视角透视云南旅游工艺品的开发[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18 (5): 99~102·

[9]马 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10]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11]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12] (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M]·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3]陈庆德·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14] (英)汤因比·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5] (美)诺思·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M]·黄祖辉等译·发展经济学的革命[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6]韦 森·文化与制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7] (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王卓君,吕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18] (美)亚瑟·L·斯廷施凯姆·比较经济社会学[M]·杨小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19]肖 星,严江平·旅游资源与开发[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