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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东南郎德•西江•反排•施洞民族旅游发展研究

来源:中国知网   作者:李会娥 徐圻   发布时间:2014-09-24

【摘要】基于田野调查,从开发条件和管理模式两个方面对贵州民族旅游进行了探讨性的思考。分析了黔东南几个村的旅游开发潜力和民族文化旅游网络的构建问题,认为在管理模式的探究中,应该明白利益是驱动器,利益分配方式是杠杆的原理,建议采取股份制。

【关键词】贵州民族文化; 民族旅游; 文化传承与开发

1 田野点简介

1.1 郎德 郎德上寨是一个有600 多年历史的苗族村寨,民风淳朴,寨容、寨貌独特,生态环境优美。1985 年雷山县公布为民族文物村, 1987 年开始对外开放,是贵州旅游开放最早的乡村,全民参与、集体管理的“工分制”管理模式被称为“郎德模式”,但其旅游发展情况,仅就经济方面看,远不及后起的西江,但是文物理念和文化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1968年以前郎德是一个大寨子,因难以管理,经上级部门批准分为上、下郎德两个寨子。该研究中的郎德上寨,在旅游资料和互联网上被称为郎德或郎德上寨,当地行政部门和村民则称为上郎德。

1.2 西江 西江是中国最大的苗寨, 1995 年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2005 年建立了村寨博物馆, 2007 年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2009 年由西江苗族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发西江民族村寨文化旅游,政府主导公司经营的管理模式,被称为“西江模式”。小街或村寨里,迎面扑来的商业味道让人不大舒服; 正中一条小街上,摊贩林立,叫卖声充斥。有些村民对旅游开发颇有微词,甚至满腹牢骚,主要集中在村干部和政府职能缺失,未起到为民说话、办事的作用,反而对村民强加诸多限制,导致发展旅游所得利益都归外人所有,村民却未获得任何好处。也有一些村民长年在外打工,无法投身于当地旅游发展。由此可见,西江旅游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存在许多问题。

1.3 反排 “反排木鼓舞”是一种苗族祭祀性舞蹈, 1990 年曾到中南海演出,后到英、美、加、意及东南亚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演出,被誉为“东方迪斯科”,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反排以木鼓舞而闻名, 2010 8 月份开始挂牌旅游。从台江县城发往反排的公交车,要等到坐满客人才能出发。村里有表演队,演员由村民报名,经过挑选任用,表演队的收入部分归村里,部分归演员摊分,但游客有限,收入也有限。村长表示想将反排木鼓舞注册,但不知如何操作。连接反排与台江的班车每天只有一趟,而该线路的公交车也并非按班按点发车,全凭乘客人数情况而定。

1.4施洞有开阔的大块平地、清澈辽阔的河面、隐约于薄雾的远山,可谓一块宝地。这里素有“歌舞海洋”、“银饰之都”和“艺术之乡”的美誉,以其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和传统工艺品蜚声海内外。1994 年贵州省文化厅将其命名为“刺绣银饰剪纸之乡”。旧时清水江航运是湘黔水运的重要组成部分,施洞是清水江上游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镇上至今完好地保留着建于清朝初年的大码头、徽州民居特色的古建筑、被称为“苏公馆”的古建筑群(系咸同年间,清将苏元春长期居留时所建) 。据说当地准备旅游开发。

当地百姓十分关心他们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期待旅游发展。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民族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这是贵州最突出的省情之一,也是贵州最为宝贵的一种财富。民族文化是贵州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也是民族旅游(乡村旅游) 的核心资源,而民族旅游又是贵州旅游资源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从文化地图上看,贵州置身于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地毯中(笔者反对西南民族研究中关于“民族马赛克”式的西南文化图景的比喻,因此使用了“贵州置身于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地毯中”这一说法。其涵义有二: ①民族文化图式和民族居住区有某些关联,但其边界是有融合和渗透的; ②文化是根植于特定的土壤中,不是人为制造的,更不是可以被随意组合的) 。从旅游地图上看,贵州旅游景区星罗棋布,尤其是在黔东南和黔西南,且大多数为民族村寨旅游,这是贵州旅游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因为旅游和文化相表里,旅游景区的景区分布、旅游产品、景区生命力等,和民族分布、民族地区的文化特色(地方知识系统) 、文化的传承与开发等密切相关。旅游管理部门和文化管理部门应该密切配合。

2 旅游开发条件

2.1开发潜力所谓开发潜力,一方面,旅游文化资源应该非常丰富,可以形成一个强大的体系,能够组成一系列的“看点”。其二,文化具有独特性。如果一个地方具备这两点,则是最为理想的旅游开发地。笔者以为,只要具备了第一点,就可以考虑进行旅游开发,只是在开发的生命力、规模、投资量方面存在差异。对民族旅游而言,第二点决定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力,但是只具有独特性而不具有形成一系列“看点”的体系,旅游难以形成一系列显性的文化供游客感知和欣赏,因此进行旅游开发时应务必慎重,正如彭兆荣所认为的,地方性知识保护系统保留得越完整,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大[1]。例如反排,其木鼓舞虽闻名遐迩,但村寨容量小、可形成“看点”的文化资源少,游客少,其先期投资的回报比较困难。

所以,进行旅游规划时首要考虑的是是否具有开发潜力,据此决定是否值得开发,以及开发的深度和规模,即开发什么旅游产品,将哪些纳入开发范围、投资预算等。

2.2 形成民族文化旅游网络所谓的民族文化旅游网络,是针对一定的民族区域进行宏观旅游规划而言的,包含两层意思: ①是指区域内旅游地的均衡分布,决定分布的前提是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目标是特定网络下的独一无二性,即一个民族一个支系的文化只能通过一个民族旅游村寨集中体现,或几个民族旅游村寨分担不同的方面有重点地进行呈现;②是指民族区域内任何一个旅游目的地,在交通、信息、客源等许多方面都要和其他旅游目的地共享,绝不能是一个旅游孤岛,而勉强开发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大众旅游时代,旅游景点要形成网络; 同时网络中的每一个景点都要有自己的个性,即独特性。有了前者,才能满足大众出行一次就可随便多逛一些地方的想法; 有了后者,才能适应后现代旅游到异文化中去感受的要求。

贵州民族文化非常丰富,但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一个民族相对集中地居住于一个区域。这为管理提供了某些便利,但同时又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出了某些挑战。同一民族,虽然支系不同,风俗不同,但是毕竟属于同质文化,会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对于区域宏观旅游规划者和管理者而言,要特别注意两个方面: 一是在一个民族区域地方,乡村旅游景点的密度问题; 二是要高度重视、保护、开发有特性的文化,这种特性包含世界性和区域上的独一无二。笔者这次调查的4 个地方,已开发旅游的有郎德、西江、反排。反排交通闭塞,几乎还未起步。乡村旅游开发较早的郎德和后起却大名鼎鼎的西江的旅游开发较成规模。郎德的游客可以参观独特的寨容寨貌、吊脚楼建筑,感受淳朴的民风和体验恬淡、闲适的田园生活,看民族文化表演,吃农家饭,买工艺品。在西江旅游,游客可以参观独特的寨容寨貌、吊脚楼建筑、西江博物馆( 凭进寨买的门票) ,看民族文化表演,吃农家饭,买工艺品。西江距郎德不远,交通便利,处在旅游网络上,但两个旅游景点的相似性很多,以致相互影响客流量。倘若这种相似性普遍存在,从旅游经济方面来说,进行这样的村寨旅游开发是不经济的,前景是不太光明的; 从文化保护的角度讲,文化的异质性在减少,“多彩贵州”的色彩日益暗淡,文化多样性在减少。黔东南的苗族旅游村寨和侗族旅游村寨很多。基于调查,笔者认为,强调旅游文化的个性和旅游品牌意识,是当前贵州民族文化保护和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3 管理模式分析

目前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管理模式共有3 种[2-4: ①政府+ 公司+ 村寨( 含村寨,但不是广大村民广泛参与,体现在村干部参与旅游管理,其实质是政府管理的一种延伸) ,例如西江、平坝天龙屯堡属于这种模式。西江村在旅游管理的各个方面,都有一位干部参与管理,天龙屯堡也如此。②社区和村民参与管理和利益分配,例如郎德上寨。③农户的自在行为,例如反排、镇山村。

第一种方式,仅从经济整体上看,发展较好,但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居民和公司、居民和村里关系比较紧张,村民分配到的旅游利益很少,却要受到各种限制和干扰,所以对旅游漠不关心,甚至排斥和厌恶。第二种方式,被称为巴拉河模式或郎德模式,村民们都从旅游中分配了经济利益,他们自觉保护民族文化,且村民关系和谐,旅游气场较好,但因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原因,旅游发展较为缓慢。第三种主要是村民自己开“农家乐”,自己出售工艺品等,这种算不上真正的旅游开发。

西江、天龙屯堡的村民对旅游的态度之所以由欢迎、期盼到冷漠和不满,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旅游中分不到多少利益,还要受这样那样的限制。正如天龙一村民的老房子修缮问题,公司、政府互相推诿,给村民带来消极情绪,村民自然对旅游产生漠视、不满的态度,并将这些情绪表现给游客,降低了游客的满意度,从一定程度上会慢慢影响该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旅游无利可图,也不会有公司去投资; 政府也不会财政投入。所以笔者认为,利益是驱动器,驱动村民参与旅游,也驱动公司投资,驱动政府财政投入; 同时,利益分配方式是杠杆,可调节公司、村民、政府在旅游开发中的权利和义务,维持旅游经营管理系统( 利益相关系统) 的平衡和协调,促使旅游良性、健康地发展。

综上所述,利益是驱动器,利益分配方式是旅游业中的杠杆,是旅游业的核心生产力,它决定着旅游供给系统中各部分在旅游中的角色、对旅游的态度、回应旅游的方式,从而决定地方知识系统的状态和旅游发展的速度。

为了既调动起居民对本土文化的关注积极性的保护意识,又促进旅游的迅速发展,居民(村民) 充分参与的股份制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旅游要发展,需要投入资金和完善管理体制,这些都是普通村民无法完成的工作; 文化要保护,必须发动居民,没有居民的积极、广泛、深刻参与,就谈不上真正的保护。这二者是一对矛盾,旅游中的文化保护与文化开发得怎样,其实质就是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怎样。要让村民自觉参与旅游中的文化保护,必须要让他们分配旅游利益; 要开发好旅游,必须有资金和管理技术。因此,可以尝试让居民们自己出钱入股集资,聘请懂管理的人员。所有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都必须拿出一定资金入股,形成股份制,按股分红。在这种众人集资入股、众人分配利益的管理模式中,如果有居民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没有原始入股资金,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贷款作为扶持旅游的政策,同时投入一定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环境设施建设。这些贷款和投资可以作为一定的股份,参与旅游利益分配。另一种是公司介入。方式和前面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对于无原始资金入股的居民,公司可以提供一定的低息或无息借款供村民入股。

总之,除非居民自己放弃,力争使所有村民都有一定的股权。至于村民们怎样监督管理,政策制定者的股份应该限制在怎样的范围内,公司借给村民原始股金的利率,对村民入股股份有无必要进行限制、限制在怎样的范围等,都将是在采取股份制的基础上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彭兆荣.“参与观察”旅游与地方知识系统[J].广西民族研究,1999(4):35-39.

[2]陈志永,周杰,况志国.贵州乡村旅游开发天龙模式和郎德模式的比较[J].贵州农业科学,2009(6):250-255.

[3]雷琴.“西江模式”对黔东南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的启示[J].凯里学院学报,2012(4):32-35.

[4]杨兴洪.浅析贵州乡村民族旅游开发——郎德、天龙、中洞模式比较[J].贵州民族研究,2005(4):56-59.

[5]郭凌志,刘常明.靖港古镇旅游资源探讨及评价[J].内蒙古农业科技,2012(5):47-49.

[6]徐燕,陆仙梅,吴再英,等.民族村寨乡村旅游开发与社区参与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肇兴侗寨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13):7973-7975,7978.

[7]LIU T Z,YANG Z T,LIU P L,et al.Preliminary Study of Ancient Town Protection and 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f Caoshi Town in Hengdong CountyHunan ProvinceJ].Asian Agricultural esearch20124(8):68-7176